近期， 我出生于20世紀50年代末。留學生戶口1972年，我初中畢業于九江市第二中學后，便待業在家，成了一名“待業青年”。待業期間，我在長江之濱的水岸碼頭當過搬運工，整天做著抬石頭，扛木材，裝卸砂石、煤炭等臨時性的雜工，每個月能掙幾十塊錢的收入，補貼家用。

  1975年隆冬的一個傍晚，正當我們全家人準備吃晚飯時，忽然接到居委會的口頭通知，讓我晚上8點鐘到“東方紅公社”開會。會上公社主任和“鄉辦”負責人介紹了有關“知青”的先進事跡，動員廣大適齡青年積極報名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。
  第二天上午，沒有多加考慮，我就在父母的陪伴下到九江市第一派出所注銷了城市戶口，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下放知青了。這個看似輕率的舉動，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我人生未來的走向。在今天的人看來，主動注銷城鎮戶口到農村去，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。然而，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，卻是一件非常符合時代潮流的舉動。由于注銷戶口的時間已經臨近年關，又逢農閑時節，所以我沒有立即去知青點報到，打算過完春節后再去。
  我屬于“廠社掛鉤”式的知青，這種模式就是工廠與公社掛鉤，聯合創辦知青點，把分散在各家的知青集中起來，以便統一管理。
  1976年4月8日這一天，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比較大的轉折點。這一天，我從城市來到農村，成了一名實實在在的知青。早晨7點多鐘，廠里派出了一輛“日野”牌大卡車，在分管知青工作的廠領導帶領下，來到了我家的住地，父母親將我的生活用品搬上車，父親陪著我一起前往下放的知青點。一小時后，我們來到了知青點——九江縣周嶺公社關山林楊。陌生的環境、滿眼的翠綠，是我到這里后的第一印象。這里沒有城市中的喧囂，滿眼除了山丘就是田地，還有不遠處的幾棟破舊的村舍，空曠的田野中，不時地傳來幾陣雞鳴狗吠之聲，似有填充寂寞之意。
  下車后，林場書記和帶隊干部在幾個老知青的陪同下，走過來迎接我們這些剛加入知青行列的年輕人。留學生落戶咨詢寒暄一番后，書記簡要地向我們介紹了知青林場的基本情況。他說：這個林場叫“關山林場”，山上種了幾千畝杉樹，都是知青幾年來的勞動成果，所以叫“知青林”。山的北面就是過去非常熱鬧的姑塘老鎮，那里有60畝的林場知青水田，再過幾天我們就要去準備“春插”了。
  聽到這里，我在心里想，水還這么冷，插下去的秧苗能活嗎？后來才知道，由于當時推行的是雙季稻，“早稻”秧苗必須在五一節前插下去，否則就會耽誤晚稻栽插的時間，影響收成，說明自然農業對節氣的要求是嚴格的。
  說起姑塘的水田，當地的老人告訴我，這里原本是沒有水田的，現在的水田是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“圍湖造田”中形成的。上海留學落戶這些水田原來都是鄱陽湖的湖汊和姑塘鎮的港灣。歷史上當地的人主要是以捕魚為生，過著靠水吃水的漁舟生活。從老人們口述的故事里，不難看出他們對往日的生活充滿了記憶。
  姑塘的衰落是從南潯鐵路開通后開始的，交通運輸格局的變化，漸漸地使姑塘失去了歷史的輝煌。此前的姑塘，是一處非常繁華的商埠集鎮，它地處鄱陽湖之濱，是鄱陽湖進入長江與長江通往江西內地的水路必經之地，江西的許多土特產品如茶葉、夏布、藥材、瓷器等都是在這里集散，現今的姑塘湖岸邊還存留有許多用麻石壘砌的石碼頭和駁岸遺跡。
  三年的知青生活，我的大半勞動時間是在姑塘度過的，從春插、雙搶到秋收。在這里我看到了城鄉之間的差別，真正體會到了“鋤禾日當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誰知盤中餐，粒粒皆辛苦”的含義。第一年的知青生活，按照當時的政策，每個知青每月有12塊錢的生活補助和半斤油、5兩肉、40斤大米的計劃指標。換言之，當知青的第一年，你即便不勞動也能維持基本的生活，這在當時叫做“過渡期”，從第二年起就得自食其力了。
  在我們的知青林場生活區內，建有3棟青磚灰瓦房，共有20多間，每3個知青住一間房屋，除住房外，集體食堂、小車間、豬圈、曬谷場都有。一日三餐由兩個老農專門替我們做，每天7點吃早飯，然后就是勞動。鋤草、墾地、種田、植樹，不斷地重復著幾乎相同的生活節奏。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知青生活是單調乏味的。為了找到一點慰藉，我養成了讀書習字的生活習慣。幾十年來，雖然沒有找到書中的“黃金屋”，但精神卻沒有成為沙漠。令我一輩子值得慶幸的是，在知青點里我結識了相守一生的妻子，印證了“有緣千里來相會”的古訓。
  歲月蹉跎。1978年12月，我應征入伍了，生活轉入到了另一個階段。